中国古代蹴鞠的文化内涵解读

    2015年10月23日上午，习近平在英国首相卡梅伦的陪同下，参观了曼彻斯特城市足球学院。英方向习近平介绍了现代足球规则的诞生，并赠送了最早的比赛规则影印件，而习近平则向英国国家足球博物馆回赠了中国古代的蹴鞠。 什么是蹴鞠？“蹴”即用脚踢，“鞠”是一种皮制的球，“蹴鞠”也就是“踢球”的意思，当然也可以把“蹴鞠”作名词化理解为“用来踢的球”，蹴鞠是中国古代足球运动特有的称谓，是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体育项目和娱乐方式。习近平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因此挖掘中国古代蹴鞠文化，将其中的优秀文化内涵与当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应该成为蹴鞠研究的应有之义。

    蹴鞠最早流行于战国时期的齐国临淄。齐国之繁盛富足素为诸侯之冠，齐都临淄是当时天下第一大城，最具诞生蹴鞠这种娱乐活动的物质基础。《史记·苏秦列传》曰：“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一句“甚富而实”道出了蹴鞠发源于临淄的历史根源。正如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蹴鞠作为一项娱乐活动诞生在民“甚富而实”的齐都临淄而非其他城市可以说有其历史必然性。当然，诞生并不意味着流行，从根本上讲，蹴鞠最早流行于齐国而非其他诸侯国，得益于齐国“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什么是“以人为本”？就是把百姓作为国家的根本。通俗地讲，就是让百姓有的吃、有的玩、明事理，这样百姓就不会叛乱，这是社会稳定、国家强盛的根本前提，正如《管子·牧民》所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齐国自姜太公至管仲以至于田齐时代，这种“以 人为本”的施政理念是一以贯之的，也只有在这种以人为本的宽松政治环境中，蹴鞠等娱乐活动才能诞生并流行开来。因此，当我们审视蹴鞠在其诞生并初步流行阶段所蕴藏的文化内涵时，我们注意到“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既是其得以流行的政治前提，又是其作为娱乐活动的价值所在。

    如果说蹴鞠在战国后期的临淄出现并流行时只表现出其“娱乐性”的话，那么汉代蹴鞠除“娱乐性”有所增强外，又表现出其“应用性”的特点。简单来讲，汉代蹴鞠至少有三种生存环境：民间、军队、宫廷。民间蹴鞠仍然延续着战国时期蹴鞠活动的娱乐性，并且由于音乐和舞蹈元素的融入，这种娱乐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此后，乐舞便成为自汉至清历代蹴鞠难以分割的内在构成元素。需要说明的是， 汉代的民间蹴鞠虽然更具娱乐性乃至艺术性，但很大程度上它仍然只是民众个体的自娱自乐行为，并未发展为一种独立的集体性竞技运动。然而，当蹴鞠这种娱乐活动偶然被某位热爱蹴鞠的参军民众带进军 队时，一切都不一样了：将领们惊喜地发现，通过蹴鞠，士卒的体魄、意志、团队精神都能得到有效训练——蹴鞠于是逐渐发展为一项有固定规则的集体性竞技运动 （或者说军事训练项目）。事实上，蹴鞠在军事上的应用是自黄帝时代就有之，还是在汉代才由民间传入军队，均无可靠证据；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蹴鞠在汉代被广泛应用于军队的娱乐和训练。那么是否可以说，与军队文化有关的“尚武”、“团结协作”、“自强不息”等精神品质均可视为汉代蹴鞠的文化内涵呢？笔者以为，它们作为“蹴鞠文化”这一概念的“外延”则可，作为“内涵”则稍显牵强——这些精神品质并不是蹴鞠本身的文化内涵，而是当蹴鞠成为一种军事训练项目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汉代军队文化的精神品格。

    汉代蹴鞠比赛的规则在东汉李尤的《鞠城铭》有详细的记载 : “圆鞠方墙，仿像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有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前四 句的大意是：圆形的鞠球与方形的鞠场围墙，仿照着天地阴阳（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天阳地阴”）；六人一队，两队对抗，好比上下半年各有6个月对称。可以看出，蹴鞠者（人）在方形的蹴鞠场（地） 中蹴鞠（天）的行为暗合“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另外，由冬至而夏至的6个月是阳气渐生、阴气渐消的上半年，由夏至而冬至的6 个月是阳气渐消、阴气渐生的下半年，因此蹴鞠人数的二六相对便象 征着“阳”与“阴”的此长彼消与此消彼长。这样一来，汉代的宫廷蹴鞠就不仅仅是一项娱乐竞技运动而是一种宇宙运行规律的模拟呈现了。后六句的大意是：设立裁判，设置规则，裁判秉公执法、不偏不倚，鞠者遵守则、服从裁判，保持良好的竞技心态。《老子·七十九章》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永恒的大道对待万物并无亲疏之分，总是一视同仁；因此善于体道之人总是效法天道，不偏不私，不以自己的主观好恶作为价值评判标准，能够客观、坦然地面对一切人事物，尤其能化解心中的怨愤苦毒而不留余恨。汉代宫廷蹴鞠亦是如此，裁判需效法天道，做到无亲私、不偏不倚，蹴鞠者要遵守规则，坦然面对比赛结果，心无怨念。 可以看出，由《蹴鞠铭》所反映的汉代蹴鞠文化，实际上只是在汉代形成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在蹴鞠领域的具体现。此后，蹴鞠比赛的规则在历代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但这种把人类与大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的“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却始终存在于蹴鞠乃至当代足球运动之中。

    汉末以至隋初四百余年的频繁战争使得蹴鞠失去了在民间流行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的蹴鞠注定只存在于衣食无忧的贵族阶层之中。隋唐政权建立后，社会元气逐渐恢复，蹴鞠迎来了继汉代以来的又一次繁荣期，特别是唐代，可谓全民蹴鞠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蹴鞠开始冲破阶层、民族界限，成为最具效力的人类共同语言。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唐代蹴鞠的文化内涵的话，笔者认为，“天下一家”最为合适。 汉末以至隋初的四百余年是汉民族失去大一统政权，被迫偏安一隅且不断与以五胡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抗争的四百年，也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不断进行民族融合的四百年，经过这四百年的斗争、交流与融和，绝对意义上的“汉人”逐渐“化”，绝对意义上的“胡人”亦不断“汉化”，汉胡之间的鸿沟已非全然不可逾越。在四百年战火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隋唐帝国，本就蕴含着多民族统一帝国的内在成分：隋文帝杨坚之妻（也即隋炀帝杨广之母）为鲜卑贵族独孤信之七女，唐高祖李渊之母为独孤信之四女——隋唐王室本身有着汉人与鲜卑人的双重血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唐王朝奉行开明民族政策与开放对外政策的成因。虽然中国自古从不缺乏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天下”的观念，但无疑，这种将不同民族乃至不同种族都视为一个人类整体的“天下一家”的平等观念只有在唐代才被贯彻到极致，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之下，蹴鞠能够成为一项超越阶级、民族、种族的运动而风靡整个唐帝国文化圈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这种“天下一家”的平等、博爱精神，正是蹴鞠以及当代足球运动的魅力所在：在 球场上，没有肤色的界限，不分贫富贵贱，人人都被平等地对待，你需要团结你的队友，尊重你的对手，服从你的裁判，感谢你的观众，让足球成为球场上的唯一语言。

    宋代是蹴鞠发展的全盛时期：市民阶层的兴起，商品经济繁荣为蹴鞠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制球工艺改进、蹴鞠技巧进步、社会参与度极高、商品球以及全国性的蹴鞠行业组织“齐云社”出现；种种证据表明，蹴鞠在宋代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以此而论，宋代该是蹴鞠最具文化内涵的时代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非要说宋代蹴鞠有何文化内涵的话，或许只能用“功利至上”一词加以概括。 当然，这并不是说蹴鞠原有的民本、和谐、平等的文化内涵完全丧失：宋代蹴鞠娱乐性与观赏性的增强说明蹴鞠仍然具备满足民众的精神生活需要的“民本”内涵；仿效“天圆地方”而存在的“鞠圆场方” 的蹴鞠形式亦无根本性改变，仍能映“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蹴鞠在宋代亦是一项没有阶层、民族、种族区分的人人皆可参与的平等的运动，阶层区分只存在于蹴鞠社团之中。问题在于，虽然蹴鞠的文化内涵客观上仍然存在，但主观上，宋代民众却更愿意把它当做一种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蹴鞠在宋代之后的元明清迅速走向消亡：当蹴鞠失去了其在宋代作为荣华富贵“敲门砖”的功用时，人们在主观上并没有意愿去寻回蹴鞠那“遗失的美好”，而更愿意寻找一种新的“敲门砖”以继续敲开功名利禄之门。

    总的来看蹴鞠本身所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至少有三点：“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天下一家”的平等思想。而这三点又可统一于同一个命题之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人”，因此，倡导各国施政应“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着力点；人类命运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类已经尝到了对大自然进行无休止掠夺的苦果，“天人合一”的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理应成为人类的共识；阳光雨露不会因为人类肤色、国界、文化、宗教的不同而有所偏待，地震海啸亦不会因人的贫富贵贱而有所取舍，人人生而平等，天下本为一家，因此世界各国应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危机，谋求整个人类的幸福。蹴鞠的三大深刻文化内涵无一不包含在当代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之内，如果说蹴鞠在宋代因其固有的深刻文化内涵被“功利主义”掩盖而走向消亡的话，那么可预见并正在实现的是：在当代中国，蹴鞠又因其固有深刻文化内涵的回归而重获新生，并且成为中国向全世界传达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通体美好愿望的重要文化符号和物质载体。